[xlviii] 中国行政法学界对总论和各论的讨论极不充分，研究中也较少采用这种表述方式，但是，行政组织法、行政作用（行为）法、行政程序法和行政救济法的体系架构得到广泛认同。

对作为一项行为法和外部行政法制度的集体讨论，法院可以针对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性实施司法审查，当事人可以在诉讼中争辩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首长负责制及其会议制度改革要取得公众的广泛支持，具有充分的权威性，也需要由宪法和法律加以规定。

[55]郑成宝等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鲁行终634号行政判决书。本文未涉及但仍有必要指出，一项组织法和内部行政法制度，发展成为行为法和外部行政法制度的社会基础是民主的发展。作为最高行政机关的苏俄联邦人民委员会，下设小型人民委员会和经济会议，实行合议制。又如，《江苏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设立了省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省长办公会议、专题会议和全省性会议制度，其中第15、16条分别规定了省政府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的任务。1954年的《国务院组织法》[11]未再作上述规定，但仍然设有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国务院发布的决议和命令，必须经国务院全体会议或者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

美国的行政程序法学和日本的行政过程论则以行政行为为中心，向行政程序的启动和行政行为的实现两端拉伸，回溯和延伸了行政程序。对此，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就指出了决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较为可行的具体要求。黑塞认为，传统解释规则对于宪法判断的最终作出只能提供有限的说明与帮助。

笔者在之前的研究中已说明了一个显然的事实：现代汉语的宪法语词较之西方语文中的宪法（如constitutionVerfassung）语词，构词上更具法律性，毕竟法字直接出现了。正如杜强强在理论建构后的谨慎反思：‘通过立法发展宪法的理论建构无疑也削弱了宪法的规范性，它虽有自己的时代背景，但对于走向‘合宪性审查时代的我国宪法而言则似不合时宜。（三）与法学方法论联结的宪法渊源理论 在法学方法论上，对法律解释的目标存在主观论与客观论的区分。然而，必须警惕此种共识所可能造成的理论遮蔽。

宪法制度的外延无疑得到了很大的拓展。在笔者看来，这一部门法学理完全可以被吸纳为《宪法》第130条解释的实质性论证。

因此，何为宪法是值得学界进一步加以更为周延回应的课题。例如，德国早期的宪法变迁理论，就是认可所谓事实的规范力，认为政治事实可能使宪法在未经修改的情况下实际上被改变。把宪法渊源作为方法意味着对这些议题作转换视角的二阶观察。宪法发展的语词，暗含的逻辑是：发展出的新内容也是宪法，从而自然指向了开放的宪法渊源观念。

对现代汉语中宪法语词的双重的意义回溯，可以避免规范宪法被抽离出其历史情境和意义网络，但必须警惕经验性宪法概念的理论风险。尽管视角更加宏阔，进路不尽相同，在比较法对象选取上也更加多元，但与会学者却殊途同归地形成了更高的共识，即更加明确甚至绝对地认为：唯有宪法文本才是真正的宪法渊源。纳粹德国同样宣称自己拥有宪法，且宪法文本或宪法法并非真实的宪法，真实的宪法甚至是排斥书面的规范化固定的，以其不是一种僵死的应然秩序，而是活生生的实然秩序。于此，可以把宪法渊源本身作为方法，来观察和反思宪法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

宪法的概念问题，是先于或者高于合宪性审查/宪法适用的视域的。而寻找这些实质宪法的因素，并赋予其形式宪法的效力，就是借由宪法解释的作业来完成的。

即便在后者所预设的合宪性审查的情景下，二者也有沟通机制，其核心是宪法解释。不论具体内容如何差异，这些理论都表现出对实证宪法文本以及法与现实的绝然二分的突破。

青年论坛的四位主报告人的核心结论分别如下：雷磊认为，中国宪法的效力渊源的表现形式只有宪法典及其修正案。宪法真正的韧性同样取决于使之成为现实的政治行动者，取决于其在国内与国际背景下进行有效治理的技艺。因此，毫无保留地承认这种宪法发展方式将无助于维护宪法的权威。其基本机制，就是宪法解释。在此设定下，此次讨论并未太多纠缠于法理学上一直存在的表现形式说（立法立场）和裁判依据说（司法立场）的分野，而是较为一致地基于合宪性审查/宪法适用的视角展开论说。而林彦、杜强强等诸位关于宪法发展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说明，构成对宪法的发展的立法还包括《行政诉讼法》《律师法》《刑事诉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以及《邮政法》《法官法》《民事诉讼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而这些法律并不会被看作宪法性法律宪法相关法。

此种双重控制，实为现代宪法国家宪法监督与政治运作之常态。最终，施米特的理论滑向了对现实政治的完全屈服和背书，并成为纳粹德国时期的通说。

这意味着，如果要在成文的国家最高法之外的宽泛意义上使用中文的宪法概念（也包括宪制），就需要进行双重的意义回溯：一方面将中文的宪法翻译回constitution或者Verfassung。如果此规范体系完全无法对接政治秩序，政治秩序就必然会在没有规范依据的地方自我塑造，最终反过来对僵化的宪法规范体系造成反制。

但如果以宪法发展概念反观宪法性法律宪法相关法概念，却会发现这两个概念应该从宪法学中排除。尽管我国的合宪性审查有其制度特色，但无论如何，合宪性审查究其本质仍然是一种‘法适用作业，确定‘审查所依据之‘宪为何，是法适用三段论的大前提。

因此，宪法渊源当然勾连着宪法的概念。只要议会主权原则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对多数人权力就不会有真正稳定的限制。但在维护法秩序统一性、落实宪法约束公权力、保障人权功能的合宪性审查场景中，仍应坚持封闭的、形式宪法的概念。德国学者默勒斯有这样的阐述：（德国基本法）描述的是政治秩序的应然状态……基本法的文本使我们能够以某些标准反对社会现实和政治现实……规范和现实之间的偏离绝不是病态，它使规范成其为规范，否则，规范与现实根本无法区分。

也就是，赋予实质宪法以形式宪法的规范效力。这些特殊性在于：宪法的静态与宪法生活的动态（Statik des Verfassungsrechts und Dynamik des Verfassungslebens），宪法作为法与政治的联结（die Verknüpfung von Recht und Politik），宪法规定了政治国家的基本秩序，其中心内容与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联系，存在大量的概括条款，等等。

就算嘴上不说，所有人心里都把学说视为一种权力，因为他是与立法、判例、习惯并列的又一种法律渊源。但此种认知必须以助成而非消解宪法的规范性为目标。

这里不难发现宪法解释的方法论讨论与开放的宪法渊源理论之间的同构性。旧的描述性的宪制观念不断以新的表述出现，并常常被认为是德意志独特性的体现。

离开这些因素，仅仅依赖宪法典本身，可能难以作出任何的合宪性判断。在这方面，德国的经验教训值得重视。这里有一个前提性问题：究竟应怎样看待政治事实与宪法文本的不一致。因此，宪法理论必须对政治实力所理解和运作的宪法保持一定的开放态度。

甚至，古代宪法的话术不过是被用来为君主专制作论证。另一方面，更是在一切理解都是误解的认知下，尽可能多侧面和多维度地描绘全景。

而在合宪性审查中的一切可以构成宪法判断的实质理由的其他因素，就都只是认知渊源而已。而合宪性审查又要将此政治纲领当作法律而在具体生活中适用，从而在宪法典外找宪法就变得不可避免。

在德国历史上的进步与保守、革命与反动的反复拉锯中，规范性宪法观的确立较为坎坷。例如，在汉语学界影响甚广的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就是对没有中国的中国学内在于日本的中国、没有中国的汉和式的中国进路的批判，主张可以通过中国这一独特的世界（无论好坏），即透过中国这副眼镜来观察欧洲，批判以往的‘世界。